日前，记者对崇文公安分局看守所部分在押卖淫女进行了一次调查。结果显示，在被调查的人中，年龄最小的16岁，最大的33岁，平均年龄为24岁，被调查人员中，初中文化程度者最多，占55％；其次是小学文化程度，占25％；高中文化程度占15％；大专文化程度的只有1人，占5％。此次被调查的均系外地来京人员。从籍贯上看，她们主要集中在东北三省、四川、河南等地。
在被调查的人中，多数曾在发廊做过小工，一部分在歌厅当过服务员。当问及在发廊做工是否会美容美发时，她们都说不会。给客人洗头做按摩只是为掩人耳目，以应付工商、公安等行政机关的检查。
同样有迹象表明，日趋组织化已经成为女性卖淫的新动向。在马玉兰组织卖淫一案中，马玉兰自1996年6月承包玉泉餐厅到案发，短短15个月，先后组织、容留数十名卖淫女卖淫。像马玉兰这种人，在卖淫“行当”中被称作“鸡头”。“鸡头”控制着卖淫女的一切活动，有的“鸡头”甚至不允许自己手中的卖淫女单独外出。然而卖淫女却不知道“鸡头”的真实住址，每天被“鸡头”无形中利用和控制。
从被调查的卖淫女来看，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初都怀着美好的初衷来京。有的想找一份好工作，挣些钱；有的则是想学点手艺，然后回老家干一番事业。然而她们到京后才发觉想象和现实差距甚远。
年仅17岁的马××，因家里兄弟姐妹多，没钱继续上学，便想到外面学点手艺，挣钱补贴家用。于是她和同乡小姐妹商量后便一同来北京打工。到京后，她找了一家发廊做小工，想边挣钱边学技术。然而后来在金钱的诱惑和老板娘的诱逼下，最终走上了卖淫的道路。
和马××一样，一些外地女子都是在没学历、没手艺、没亲人、没经济基础的情况下，凭着美好的愿望，带着家人的叮嘱来到北京。这些纯真幼稚的姑娘，思想承受能力不强，又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，一旦美好的愿望化成泡影，加之不良环境的引诱，就很容易误入歧途。
24岁的梁××，来北京的最初目的就是学习美容美发。然而到京后才知道自己所带的钱除去吃住，连交学费都不够。再向家要钱又觉得不好意思。为了挣钱，经老乡介绍，她来到一家歌厅做“三陪”。当问及她为何去卖淫而不从事其他正当职业时，她说：“干其他赚钱的工作，都需要知识、才能和经验，这些我都没有。平时，看到有的（三陪）小姐出几次台，就能轻松地挣到相当于我几个月的工资。而且她们平时穿名牌服装、用高级化妆品，尽情享受的样子真让人嫉妒和羡慕。我也想过她们那样的生活，并且比她们过得还要好。”
漂亮的朱×原来是湖南一家工厂的工人，后来下了岗，于是决定闯京城。她有一个2岁的小孩，在老家由家人照顾。朱×说：“我要不是为了孩子也不一定干这个，丈夫不中用挣不到钱，我们总不能饿死呀。”当问及如果她丈夫知道这一切而和她离婚时，她很轻松地说：“离就离呗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只要我有钱，以后把孩子抚养大，让他成人，我就知足了，也不愁找不到对我好的男人。”
另外，由权力商品化带来的权钱交易，已经成为一个寄生在我们社会肌体上的“怪胎”。而运用美色行贿则是变相的权钱交易。在被调查者中，有几人就参加过此种交易活动。她们讲：“那些当官的或老板出手很阔绰。因为他们或是公款消费，或是有所图谋。明为联络感情，实为取得保护和便利。因此都不在乎钱。”
